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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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的

“国家资本主义”与苏联

文/蛮人

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么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列宁

追溯“ 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历史，要归功于SPD的威廉·李卜克内西。面对当时的格奥尔格·冯·福尔玛及其追随者的改良主义观点——应该鼓励资产阶级国家采取“国有化”为将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做准备，1890年代的李卜克内西用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来强调这种措施中工人阶级的劣势地位。也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最开始不算是个分析性的严密概念，更多是一种回应的，描述性的概念，并强调这种概念与社会主义未来的脱节。然而历史吊诡之处或许就在于此，这个不那么精准的概念确恰恰精确的指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工人阶级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的劣势地位，以及面对的与“社会主义未来“的现实层面脱节。十月革命之后的布尔什维克继承了这个新奇但相当拗口的词汇，但列宁、布哈林等人只是将其解释为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经济这一形式。然而随着斯大林的上台以及五年计划的执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重点发生了改变。从十月革命的性质以及时机转向了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判断，而用于描述苏联国家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词也正式从说辞变成了概念。雏形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更多应该被看为一种回声，延续了那场对十月革命性质以及俄国革命条件的争论。流亡海外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G.T.米亚斯尼科夫称“三年革命战争后，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靠官僚制维持政权。而苏联变成一个大工厂，执行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的任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议会共产主义者阿德勒则继承考茨基的单线图式，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上，斯大林是通过没有私人资本家合作原始积累进行工业化。左派社会民主党的魏格纳则发展了高尔特、潘涅库克等人观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结合，使得阶级三角存在——众多的农民、少数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而国家机器在工人和农民摇摆，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的路线。相对严密的、分析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1930年代末期澳大利亚的托派沃格尔做出，他的理论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由托洛茨基的蜕化工人国家理论修改而来。他认为苏联官僚不构成资产阶级，因为与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并无相似之处。但同时也指出苏联官僚与资产阶级执行的功能是相同的——进行资本积累，榨取剩余价值。但“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比起资本主义更紧接社会主义。与工人国家相比，差别只在于谁掌握了政治权力。与此同时，大致相同的时间段里，法兰克福的经济学家波洛克受德意法西斯启发，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内的总计划消灭了市场活动和经济“运行规律”，因此也不存在任何经济制约。霍克海默曾阐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两个阶段——法西斯主义的“混合形式”与斯大林主义的“整体形式。随着时间来到1940年代，托洛茨基主义者托尼·克利夫提出了影响从后世几十年的著名理论。在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中，克利夫直截了当批评了蜕化工人国家理论，不存在着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并拥有对生产资料直接掌握的情况，即不存在一个工人国家。在此之外谈论工人国家毫无意义。而对“国家资本主义”政治评析中，则把“国家资本主义”看成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探究上，克利夫提出了“使用价值”的竞争这一概念。认为苏联价格不表达自发经济活动，国家机器以此调节社会生产和劳动分工。个体企业在苏联不是自主的经济单位，只是一个从属的齿轮。苏联国家堪比世界市场的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苏联现状排除了与外国商品和竞争者的竞争，但通过军备形式的使用价值与国际竞争。这个经济评析被迈克尔·基德隆的理论做了补充，称西方国家的长期军备经济为长期经济繁荣提供动力。但在1970年代，关于克利夫理论内部争论，特别是工资劳动是否存在为克利夫理论蒙上阴影。邓肯·哈洛斯认为，只要存在无产阶级则存在工资劳动，无工资劳动则不存在资本，更不存在任何资本主义。但彼得·宾斯与海恩斯则坚持认为由于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则不存在”在马克思该意义上的工资劳动“。直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克利夫理论仍做了最后辩护称，苏联仍然无法避免国际分工影响，低效经济带来了常规的“积累”危机。苏联官僚体制不得不进行激进改革，即使那会造成统治阶级的分裂。1960年代的中苏争论，为国家资本主义带来了东方同志的理论，促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毛主义变体，同时也带来了几乎与毛主义变体观点一致的工人主义变体。庸俗的毛主义变体由尼尔斯·霍姆伯格提出，秉持最为简单的“政变论”——党内孵化了官僚集团，并随着官僚集团夺权的唯一阻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的去世，官僚集团运用国家机器复辟资本主义。工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剥夺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毛主义变体的经济分析主要还是由查尔斯·贝特尔海姆提出，他强调了苏联国内企业的双重“分离”——工人和生产资料分离、企业之间相互分离。并认为自1965年9月改革后，企业“自由”完成计划。计划因而变成了市场关系的导向，价值规律运行得以恢复，利润也已成为工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标准。资产阶级的方法和实践得以传承，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构保留了下来，并由官僚们代替。企业争夺原材料与雇员，经济发展展现了周期性特征和积累的危机。或许是受自我观点的影响，贝特尔海姆本人也逐渐发生变化，将十月革命的更多视为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革命。1970年代后乃至到2000年代，即使苏联从衰弱走到了崩溃，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仍然出现了更多的不同的解释，但是在概念和影响力上与克利夫理论和毛主义变体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更多的理论都是对旧有理论的修补，诸如货币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工资劳动，十月革命的形势性质与主导阶级的区别等等。然而正如保罗·斯威齐对贝特尔海姆的批评中说道：“除了政府和党实行的方针政策，贝特尔海姆没有提供任何判明无产阶级是否掌权的标准。”谈论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存在，是不是作为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乃至对苏联国家性质的确定中，李卜克内西指出的问题仍然存在。工人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无论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福尔玛的“国家社会主义”中都没有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党已经取代了无产阶级，苏联的替代主义和胜利主义严重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如何 ，随着无产阶级意识在迅速变化的新时代重现，面对党与先锋队官僚于国家资本主义争论中被指出的优势地位——无论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帮凶，还是无意识的执行资产阶级使命的指导者。先锋队确实还真的需要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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